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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人

我要振作起来,书写我的心情!

 
 
 

日志

 
 

車的初戀  

2008-06-08 05:43:24|  分类: 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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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的軼事(一)

 

方才,我去单位把属于公家的本田轿车交了,就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豁然轻松了不少。说真的,这台车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一年,我真的有些舍不得它。

记得那是去年的8月30日,当我辞职的报告几经周折终于被批准的时候,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卸掉了压在双肩上沉重的包袱,大有无官一身轻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感觉有一些个失落,好象一块火炭离开了火盆似的,背后忽然感到了凉意。俗话说:分别的酒醉人,当天晚上,许多人喝大了,语无伦次地吹我的丰功伟绩,似乎我一辞职,新德公司天就要塌下来似的。在安慰了众多感慨之士后,已经到了下半夜二点了,一个人坐下来,反倒没有了睡意,即兴伏案急书了如下一行字:

“屁股一拍,辞职走人,这是一种带血的潇洒。虽然潇洒但毕竟带血,虽然带血但毕竟还算潇洒”。

当今这个社会,许多人为了当官不惜花重金,请客送礼甚至搭上老婆。而我好端端的一个全国优秀企业,近千号人的一把手,更何况每年利润均在千万元以上。在别人看来,是个多肥的缺呵,我却辞职不干了。是激流勇退?还是另有衷肠原委?许多人都很疑惑。

辞职之前,正赶上廉政建设。上级对“房子、孩子、车子”查得很紧。我已主动将小车由“林肯”调为一台2.2带天窗的新款本田车,辞职后虽然仍担任董事顾问,再坐那台有天窗的本田,显然不自量力。几天后我就主动跟新任的总经理提出调车,将另一台公用旧式本田配给了我。虽然旧了些,也不是无级变速,可坐起来心安理得,开起来也很舒适,且该车性能较好,一般不出毛病,我也算心满意足了。前不久单位通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收回我的本田车,今后需要用车,随叫随到。”既然是上级要求,何必违背,这一辈子不都是听上级的话来的嘛!老了老了难道还能一反常态。只是心里想,这个上级呵也真怪,4月份我曾主动提出交车,他十分关切地拍拍我的肩说:“组织上不要,你就坐吧!就算是待遇。”从此,我逢人就说:“部队兵团职的干部离职后才有资格配车,而我充其量才是个老团职干部,辞职后配车可真算照顾我了。哪想到又过了几个月后,当我再去单位时,就发现苗头不对了。怎么墙上的宣传照片全拿掉了,就连我一九九五年代表新德公司参加全国劳模大会与中央领导照的相片也被拿了下来。味道不对劲!紧接着,传来了以下消息,说什么我的车自己不用,经常给别人用,云云。到了九月份,终于来了确切的消息,“交车”!早知如此被动,何必不主动交出去呢!看来还是斗私不彻底!

我这一生与车很有缘。

记得刚懂事的时候,日本人投降了,父亲作为旧政府的抗日英雄聘任青岛市接收大员,市政府给父亲配了一台小轿车后来长大了知道叫“华沙”),开车的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每天守在车旁,想去摸一下都不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闪出了这样的一个念头——长大了我也要开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人被打跑了,美国人在青岛横行霸道。一天我大哥、二哥在家门口的马路上玩推铁圈的游戏,一个在路东,一个在路西,正玩的起劲,忽然一辆美式吉普从上面飞快地驶了下来,正巧二哥推出的铁圈碰到了吉普车上。车上下来两个美国军官,硬要把我二哥带走,送到“试验场”去。多亏我爷爷闻讯从楼上下来,一个劲地给翻译讲好话,并偷偷地送他一些钱,这才了事。从此哥哥们再也不敢玩铁圈圈的游戏了。前年我去青岛看二哥时又提起了这件事,年近花甲的二哥深有感触的说:“那时中国人的地位太低了!”从那件事发生后,我恨透了吉普车,总认为坐吉普车的人都是坏人。

对吉普车重新认识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事了。那年我已经二十多岁了,当时我在北大荒的饶河县供销社做采购员工作,经常奔波在哈尔滨、佳木斯、饶河之间,因为饶河刚建县(原来是虎饶县饶河区),上级给配了一台苏式六九吉普车,恰好车发到佳木斯,由我负责提货,于是乎我就与县林业局姚忠谨局长、县政府司机大老李一同押车回饶河。当时饶河至宝清的200公里路尚未竣工,但已经可以通车了。正值秋季,三人乘吉普车上路了,由佳木斯路经福利屯到达宝清,车到宝清招待所,所里非常热情地免费招待了一顿午餐。据讲,他们把姚局长当成了新任饶河县长。酒足饭饱后又上路了,从宝清经853农场、小清河镇、大和镇直奔饶河。这一路很荒凉,周围的农民从未见到过小车,看到有坐小车的人非常惊奇。沿路有许多瓜棚子,卖西瓜、香瓜之类地产水果。每当我们下车买东西时,业主都不收钱,还一个劲往车上装水果。回想当时的情景,老百姓真的从心里热爱共产党,喜欢共产党的干部,多么好的一群老百姓呵!一路上投来羡慕的目光不说,就连第二天、第三天有许多人见了我还在问:“听说你是坐六九吉普车回来的?”问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从此,我给吉普车平反了,坐吉普车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

再以后,这台车归县委书记坐了。偶尔也有机会搭车一起去佳木斯公出,每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别人同样羡慕我,我自己也象是当上了县委书记似的。

文化革命期间,我先后在监狱里过了两年犯人生活,而后当了几年工人,这期间小车当然与我无缘了。

重新与小车有关系是1979年的事了。随着全国性的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饶河县工作,而且当上了县外贸局的副局长。那年我仅三十三岁。局里有一台北京212吉普车,当然,我就是经常的主人啦。当时规定很严格,不让老婆孩子坐。为这事我也很伤脑筋,有时,老婆下乡坐公共汽车,我也同路下乡却坐吉普车,也不敢捎上老婆一程。那年头,都一样,县委书记的老婆也不敢坐他的车,何况我乎。也是为了一台吉普车,闹了一场风波,结束了我在饶河县的任途。那是1979年春季,全县大搞出口山野菜生产时,县里成立了总指挥部,县长刘超担任总指挥,副县长曲立所担任副总指挥,我担任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其实一切大权都在我的手中。全县采区统一分配归我,车辆统一调动也归我。问题就出在这权力上了。当时,县人大,县政协各有一位副职主持日常工作,下面都有七、八号人组成常设机构。县人大的王致太副主任系原财贸副县长调去的,在任财贸副县长时对我不薄,山东人,人很爽。记得一次我与科委马忠杰主任上山去考察真松茸,本来是王副县长带队,后来由于县里有会议离不开未去成,临行前,王副县长将佩带的五四式手枪给我带上了,这是何等信任啊!(当时边境县副县级以上干部全部配短枪)。两个单位只有一台吉普车,当然我配给了县人大。就为此事政协副主任明羲对我耿耿于怀,说我目无政协,给我扣了一堆大帽子不算,后来在县委常委研究我提任外贸局长时,他列席常委会,竟然横刀立马,坚决不同意。当时的县委会,不管研究什么问题,只要能参加会的有一人坚决反对,肯定通不过。这是集体领导的通病。

这年的秋天,国际上政治风云急聚变化。不知到底为什么,小老弟越南忽然翻脸,一味地在中越边界制造事端。据说,越南兵吃的都是中国上好的大米,打起仗来可凶狠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北京决定给越南点颜色看看。中越反击战打晌了,老大哥苏联气不公,本来想利用兄弟之争渔翁得利,没想到二哥大打出手,这还了得,有父从父,无父从兄,长兄要出面了。各种信息表明,1979年12月21日子夜,老大哥将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行全面报复行为。此消息据说是英国大使馆向北京报的信,千真万确,板上钉钉。于是乎,中央通知到省、市、县。饶河县全县边境线约有100多公里,与苏联交界,县城与苏联远东一曼市只一江之隔,是前沿的前沿。下午接通知,解放军边防部队向后撤退50公里,傍晚,县城老、弱、幼、妇全部撤到三线山里。约晚上五点钟,我爱人找我,按通知要带的两个儿子去50华里外的关门村,问我是否可以用吉普车送一下。我犹豫了,看着两个七岁、五岁的孩子,心里想:这么大的孩子怎么可以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走50里路啊?用车送吧,当时那年头不知为什么,真没那个胆量。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找来一付爬犁,把两个儿子用棉被包上装在爬犁上,爬犁由他妈妈(一个弱小女子)拉着上路了,在黄昏的暮色中,我一直看着她们消失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当我回头的时候,又看到了那台吉普车,还在那里着着火,突突突地响着,(前指通知,灯火管制,车不熄火)当时的心里啊,真是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交了好运,被光荣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而且是火线入党。

事情是这样的:

当晚,担任基干民兵营副营长的我被安排负责守卫外贸局门前的一个暗堡(半明半暗日本防御攻势),少年时代曾看过董存瑞、黄继光影片,暗堡是什么我心里清楚,敌人怎样对付暗堡我更清楚,不外乎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仗是肯定要打了,暗堡是肯定要被炸了。我当时想,象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苏联肯定有。我最恨逃兵,决不当逃兵,宁可当烈士。决心下了,视死如归当烈士!可是过去追认烈士时常常有以下的习惯语言又回响在耳边:(×××,中共正式党员……)。可惜我不是党员,什么也不能留给孩子。对了,可以追认,只要生前有申请就可以,抓紧时间写申请,要不,仗打起来就来不及了。这时正是11时15分,5分钟时间写了一份简单的申请。直接交给书记不好意思,唉,干脆捅到他的抽屉里得了,11是35分将申请捅了进去。当时书记金光仁已是七个孩子的爸爸,此时此刻,更是思绪万千,闲来无事,打开抽屉,发现了我的申请。此时是11时40分,金书记不愧党的老干部,立即找司机开着那台没熄火的吉普车去了县委。当时县委已经搬到一个平房招待所办公去了,说是原县委办公室不安全,怕炸。县委全体常委均在场,金书记郑重汇报并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县委第一书记刘超让组织部长兵宣读一下,大致内容如下:

 党组织:

我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自认为已经具备了加入共产党的条件,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终没有向组织正式提出申请。今天,我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当烈士,一是当逃兵,我选择了当烈士,可惜的是我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为此,我申请在我牺牲后追认我为一名共产党员。这将作为唯一的财富送给我未成年的两个儿子。

此致

敬礼!

         一个早已经应该是党员的共产党人

                                          嶂峰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申请书读完了,大家沉默了一分钟。县委副书记文张文树发言说:这样的人早就该入党了。大家一致同意,前后只用了五分钟,金光仁书记此时还站在那里没动,县委第一书记刘超向他宣布了县委决定:批准王福民火线入党,取消预备期。此时是11时55分,当金书记坐吉普车返回外贸局时,我从暗堡里爬了出来,心里想问一下新消息,没想到金向我宣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当时我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总之很难形容,似乎有一些被识破了的后悔。谁想到,当天苏联没有进攻中国,边境相安无事,真是一场虚惊。当消息传出后,许多人说我是“投机入党”,真可谓冤枉,鬼才知道那天打不起来哪!反正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党也入了,管它呢!

就是用这台吉普车,节约了时间,送去了申请,送回了批准决定。这台车给了我又一个生命。

(注:通知说,夜里12时苏军全线出击报复,12时之后未打起来,就是发生了变化。所以,12时关键,抢在12时前更关键。)

也是为了一台本属于我管的吉普车,断送了我在饶河的仕途,后来坏事变成了好事,使我下决心离开了饶河——那先后工作了二十年的一个非常可爱的边陲小城。

真正和小车打交道最多的是1987年,我应聘担任了大连开发区餐具总厂厂长以后。组织上配给了一台灰色伏尔加轿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有资格坐专车。

当时餐具总厂正在创业阶段,当厂长必先正已。于是乎,我在用车上规定的律已条件:

1、因私回家乘通勤班车。

2、决不因私用车。

3、如用车办事顺便回家,第二天一定提前一小时到厂。

4、  家属、孩子不许坐小车。

不久,这个企业与香港合资了,企业形势一天天见好。

到了1989年,我又买了一台皇冠轿车;1990年,又以合资名义进口了一台凯迪拉克;1992年,又买了一台林肯城市轿车;1996年初又将林肯车换成了本田车。

记得坐凯迪拉克的时候,出了很多的笑话。

一次出访日本,在一份南阳日报上忽然发现一条我的消息,大概意思是:世界做筷子生意的只有两位老板坐凯迪拉克轿车,一位是日本的“东亚林业”老板小田先生,一位是中国新德公司老板王福民先生。当时感到吃惊,坐台车也大惊小怪。后来才知道,这台原价12万凯迪拉克美元,我只花了1.5万美金,进口的旧车,所以根本不知道坐卡迪莱克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了。

还有一次,乘凯迪拉克去天津街会一位黑龙江朋友,结束后我回到车边,司机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听到车旁有五六个小伙子在侃大山:其中一个说:我认识这台车的主人,是做筷子的,每年能挣1000多万(其实当时才100多万);另一人说:大连这种车一共三台,前不久掉到周水子桥下一台,人一个未伤,另一台在市政府……。

我赶快把脸扭过去了,生怕别人认出我来,心里想,这台车这么大影响,还是不坐的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嘛!

最初坐凯迪拉克时,一次去沈阳办事,沿路许多民警叫停车问车名字,问得多了,司机有些烦,再说中国人叫凯迪拉克也不好上口,张师傅嘴也笨了些,到最后再有问的,他就不停车了,把车窗摇下来喊一声:“卡迪”!!车过去半天了,只见警察还在那里叨着:卡迪?卡迪?卡迪是什么东西!

在中国,那些年头老百姓见得少,衣帽取人,传统观点很严重。这时我进一步悟出了,坐台好车,麻烦很少;开台好车,身价百倍,车主人官多大,司机的官就多大,宰相家丁七品官嘛!

车越坐越好,车越买越多,车越多越不够用,在我辞职的时候,单位已经拥有了18台乘坐车,而且还不够用,还有增加的趋势。

当我交车没有了车坐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坐上了奔驰560,他妈妈早就在三年前已经是奔驰320的主人啦。如果小儿子还在的话,我敢断言,最低也有一台桑塔纳轿车了。

从车的角度看,他们都比我富有,可是我总觉得,我肚子里的东西买一台劳斯莱斯绰绰有余。

用劳斯莱斯与奔驰比,究竟谁富有?

今年我也近六十岁了,这一生由爱车到恨车,由恨车到羡慕车,又由坐蹭车到坐专车,从一般车到坐豪华车,又由豪华车变为普通车,最后没有了车。问我究竟对车有什么感想,我只好说:无车一身轻。用这句话作为结尾吧  。    

                                                                                                                  嶂峰一九九八年元旦作于四0二东院小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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